“遺金不昧”木匾背后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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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江區文物管理所文物庫房內珍藏著一塊木匾，至今已有200余年歷史。木匾呈長方形，長233厘米、寬92厘米、厚4厘米，保存完好。正文行楷陰刻“遺金不昧”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上款楷書陰刻“署直隸酉陽州黔江縣正堂加五級紀録十次于學曾為”22個小字。下款楷書陰刻“道光元年歲次辛己[1]小陽月谷旦”、“鄭永順立”17個小字。這塊木匾背后有著一個感人的歷史故事。
故事發生在清朝乾嘉年間，黔江縣正誼鄉有個叫鄭欽侯的，在路邊開了一個小店。一天，湖南桃園有個姓于的人從這里經過，就在鄭欽侯店上投宿，臨走時把自己帶的金銀盤纏等錢物遺落在鄭欽侯的店上，離開店后才發現丟失，等他返回到店里詢問，鄭欽侯原封不動地將撿到的錢物歸還給了他。姓于的過路人叩謝鄭欽侯后離開了店鋪。時光飛逝，很多年過去。道光元年(1821年)，姓于的兒子于學曾受命代理黔江署篆[2]，他不忘父親曾受恩于鄭家，于是到黔江后親自前往鄭家致謝，并題寫“遺金不昧”四個大字，作為匾額贈予鄭家。鄭家的后輩鄭永順請人將“遺金不昧”四字及落款刊刻在木板上，并懸掛于門額，意欲將這種優良傳統代代相傳、發揚光大。該匾一直被鄭氏家族及子嗣作為傳家寶小心保存。1995年原黔江縣文管所從馮家照耀村二組鄭氏后輩手中將該匾征集入館收藏，這塊木匾成為古人遺金不昧高尚品德的實物見證。
鄭欽侯，原黔江縣正誼鄉人[3]，出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道光元年(1821年)已是八十高齡。咸豐元年《黔江縣志》有記載：“鄭欽侯，正誼鄉人，臨路設店，有于姓者投宿遺金，回日，鄭以原金與之，于叩謝去。道光元年，于子學增[4]攝黔篆，親往致謝，時鄭年已八十，長孫重、次孫榮魁已游泮矣”。光緒末年《黔江鄉土志》也有記載：“鄭欽侯……道光元年，于子學曾攝黔篆，親往致謝。額其門曰‘遺金不昧’”。據此可以推測，鄭欽侯勤勞善良、德高望重，家教嚴格，后輩出息，其長孫、次孫都是經科舉取士的生員，這與他善良淳樸的本質分不開，正所謂善有善報。
于學曾，湖南桃園人(即今湖南省桃源縣)，為于姓之子，他為人正直義氣，還有一顆感恩之心。他代理黔江署篆期間盡職盡責，懲治猾蠹[5]、鏟除盜賊，官吏畏懼、百姓感懷。咸豐元年《黔江縣志》有記載：“于學曾，湖南桃園人，監生。道光元年署任，懲猾蠹，除盜賊，吏畏民懷，置東關外義地一塊”。從此匾看，于學曾當時授正堂加五級紀録十次，屢受獎勵紀錄加級。所謂“正堂加五級紀録十次”，是清朝的議敘制度，分為紀錄、加級兩種。最低獎賞叫紀錄一次，依次紀錄三次或者三次以上者，合為加一級。然后是加一級紀錄一次、二次，加二級紀錄一次、二次等等。清朝政府規定，對官員的降調處罰，一般與他們得到的紀錄、加級獎勵掛鉤，二者可以互為抵消。也就是一個獎勵紀錄，可以抵消將來犯錯后的處罰。紀錄和加級都是用于議敘官員的，有具體政績才能紀錄，有紀錄才能加級，有紀錄、加級才能加銜。可見，于學曾在當時政績顯著，對朝廷有較大貢獻，不失為一個好官清官。用今天的考核標準衡量，算得上是一個德能勤績并多次記功的優秀公務員。
乾隆年間，是清朝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高峰，也是康乾盛世的最高峰，經濟、文化方面發展較快，糧食作物也很充足。到嘉道時期，清朝經濟逐漸走向衰落。不過，黔江作為一個偏遠的山區，無論康乾盛世還是嘉道中衰，都處于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狀態，可以說仍是窮鄉僻壤。雖然民風淳樸，但對于一個在路邊開店的臣民，靠小店微薄收入，要維持老老少少一大家子的生計也是件不容易的事。鄭欽侯仍然能做到路人遺金不為所動，分文不取，如數歸還，不求回報，難能可貴，用今天的話說堪稱謙謙君子、道德楷模，其高尚品德值得今人學習。而于學曾為父遺金贈匾、不忘恩情，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印證了先輩知恩圖報、感恩于人的良好的個人修養，同樣值得今人學習。
“遺金不昧”，顧名思義，就是別人遺失、遺落的東西，自己撿到了不隱瞞下來據為己有;“知恩圖報”，意思是得到別人的恩德，要懂得回報予他人，懂得報恩。這種良好的人的道德和社會風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古人尚且能做到，在崇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更應該發揚光大。
注釋：
[1]道光是清宣宗的年號，道光元年是公元1821年，農歷是辛巳年。我國干支紀年里沒有辛己年，所以木匾中“己”應為“巳”。
[2]署篆：署印。因官印皆刻篆文，故名署篆，引申為官職名。明沉德符《野獲編·外國·冊封琉球》：“在閩時，適福州缺守，阮堅之以司理署篆。”[3]正誼鄉，舊志即在黔江縣東南九十里。東界酉陽虎踏坪，南界酉陽濯河壩，西抵白土，北抵金溪范圍內。[4]于學增，即于學曾，咸豐元年《黔江縣志》職官志和政績志均記載為于學曾。[5]猾蠹：猾，意為狡詐、狡猾;擾亂。蠹(dù) ，指蛀蝕器物的蟲子。此處指侵吞國家財務的官吏等蛀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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